协 商 共 和
——1948年中共“五一口号“演绎的故事
毛泽东发出密信
1948年5月，中国各党派无不费心琢磨中共的“五一口号”。
内战炮火之中，中共七大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主张，始终是人民心头的希望。5月1日晚，毛泽东又亲笔写了一封信，具体阐明“五一口号”的设想。毛泽东判断：“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业已成熟。”
如何实现这一步骤？毛泽东认为“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开一个政治协商会议”。
政协——人大——政府。关于建立新中国的民主程序，毛泽东已有系统设想。
关于政协会议的组成，毛泽东认为：“此项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
一向主张多团结人的毛泽东，在政协问题上也打算尽量扩大民主范围。毛泽东提出：“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
关于会议的召集，毛泽东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拟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
此时，作为中共领导人的毛泽东，并未提出由中共领导其他民主党派，表现出党派间的极大尊重。
这封信显示：中共召集政协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全国政权，中共召集政协的作法严守民主程序。
看来，中共“五一口号”关于召开政协会议的提议，非但不是虚晃一枪，反而是政治斗争的致命出击。
友党交往无小事。周恩来专门指示上海的吴克坚与香港的潘汉年：对于民主党派头面人物，不能像对待党内同志一样，把人家叫来开会，而是要一家一家地登门拜访。
民主始于对他人的尊重。
毛泽东十分尊重地致信李济深、沈钧儒，在政治运作规则中，意味着建立最高领导直接对话渠道。
“五一口号”不只是宣传，扎扎实实的协商已经开始。
香港成了“左派”大本营
中共“五一口号”随着新华社的电波传向世界。可是，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却没有声息。刚刚闭幕的“国民大会”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这个条款“临时”了44年，1992年才在台湾宣布取消），蒋“总统”严阵戡平“共匪”，连中间派民盟都因为与共产党的关系被解散，谁还敢公开响应中共？可是，蒋介石也有管不到的地方——香港。
香港是个自由港，香港也是个政治舞台。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香港的统战工作。周恩来特调潘汉年到香港工作。
各党派政治人物聚集香港，香港很快出现许多报纸。这些报纸说不出道不明的政治背景，圈内人知情：《香港时报》是国民党办的，《华商报》是共产党办的，《光明报》是民盟办的,《文汇报》是民革办的,还有些不左不右的《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等。
中共香港分局统战委员会向各民主党派驻港机构倡议举办“双周座谈会”，大家一起讨论内地政局。“双周座谈会”由各党派轮流操持。
由于中共发出“五一口号”，双周座谈会变成连日座谈，5月1日、5月2日，连续两天讨论，各党派领袖积极发言。
“‘五一口号’最重要的是第五条！”戴眼镜的郭沫若激动地说，“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啊！新中国摆在我们面前了！”
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的郭沫若却是中国政坛不可缺少的人物。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硬把他列入代表名单，郭沫若却与中共同步拒绝与会。无党派人士郭沫若声望显著，常常在各党派之间穿针引线，被黄炎培戏称为“第三方面的第三者”。
“伪国大，伪总统，蒋介石是三民主义的叛徒！我们现在要挖蒋根！”三缕胡须的谭平山一发言就激动。谭平山是中国政坛宿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作为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是宣传部长，他是组织部长。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后，谭平山被中共中央的“左”倾领导开除党籍，后加入国民党，曾受宋庆龄、邓演达委托组织反蒋团体。1945年谭平山又在重庆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联合国民党内部的民主派反蒋。
蔡廷锴挺着职业军人的身板，坚决地说：“八年浴血抗战刚刚胜利，蒋介石就把全国拖入内战的火海。我早就提议召开新政协，共产党和我想到一处了！”
外号“高佬蔡”的蔡廷锴曾经违反蒋介石军令坚持沪凇抗战，后来又发动福建事变，始终是老蒋的眼中钉。1946年，蔡廷锴与国民党内反蒋派在广州组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被蒋介石查禁，就迁到香港活动。他还出资支持香港民主党派的一些活动。
还有另一个“民主促进会”，1945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民主促进会，成员多是上海文化教育出版界知识分子。民进党领导人马叙伦曾率领上海和平请愿团，在下关事件中首当其冲。1947年冬，中共地下组织帮助民进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徐伯听等到达香港。
戴黑框眼镜的马叙伦庄重地说：“我们的想法老蒋不听。现在的中国还是靠共产党把舵。”
与会的还有一个特殊人物——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他出言豪爽：“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救国，海外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不能容忍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蒋朝！”
致公党是历史最久的政党之一，1925年成立于美国旧金山。致公党组织不乏武林中人，在间谍横行的香港，他们主动充任民主党派活动的护卫工作。
中国人民救国会负责人李章达出口成章：“封建独裁势力，纵使改头换面，必须拒绝！帝国主义侵略，无论日本美国，必须铲除！中华民族该翻身了！”
中国农工民主党是中国最早成立的民主党派之一。1927年，蒋介石违背孙中山遗愿发动清共，遭到国民党左派的强烈反对。1928年，在宋庆龄、陈友仁的支持下，邓演达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在莫斯科发布《对世界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反对假托国民党旗号的新军阀，号召建立以工农为中心的平民政权。从此，国民党内部的爱国民主人士先后组织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等党派，1947年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消瘦的彭泽民是国民党左派元老，他动情地说：“中国的农工平民大众陷于死亡线上，蒋政权已面临全面崩溃，解救民族存亡，此其时矣！”
发言态度一致，与会人士把目光转向在座的一位老者——个子不高的沈钧儒。
沈钧儒在晚清时代就请愿召开国会，中华民国成立时是浙江省议员，又是同盟会员。他反对袁世凯、反对曹琨、反对孙传芳，积极参加北伐、参加中华民权保障同盟、发起救国会、参加国民参政会、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沈钧儒堪称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帜！他认为：“中共‘五一口号’一呼而天下应，足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解决国是，非一党一派之主张，而是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乃至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章伯钧随即建议：“应该在海内外立即发动新政协运动，号召人民起来拥护新政协。”
这时，在座的共产党人潘汉年发言了。
潘汉年谦恭地说：“本党主席毛泽东提议：政协会议地点设在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会议时间以今年秋天为宜，不知各位有何意见？”
在座的唯一女性何香凝十分爽快：“政协会议及早召开为好！我们要高举义旗，不给蒋介石喘息之机！”
何香凝与夫君廖仲恺，自创立兴中会起，就是孙中山倚重的肱骨同志。孙中山逝世、廖仲恺遇刺之后，何香凝与孙 夫人宋庆龄一起，始终坚持联合共产党，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反动政策，是国民党内著名的左派。内战爆发后，何香凝又支持李济深在香港创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何香凝的政见，在民革内部极受尊重。
现在就看李济深的态度了。
民革主席李济深是个深沉稳重的人。他原本是军人出身。黄埔军校创立时，孙中山本来选中粤军名将李济深负责，后来又改由蒋介石担任校长，李济深则任教育长。北伐军中，蒋介石任总司令，李济深任总参谋长。从北伐到抗战，李济深数次担任蒋介石的副手，也数次举旗反蒋。国民党内，公认李济深是屈指可数的谋略家。可是，在政界，李济深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反蒋派的色彩似乎比民主派的色彩更重。
李济深十分重视吸取国民党压制民众的教训，他说：“中共‘五一口号’坚持党派协商、联合政府，足见共产党不搞一党专政之诚意。本党同志应深刻反省，站到民主阵营中来。”
与会12人当即商定，立即联名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共同促进完成大业！
1948年5月5日，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李济深等12人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致毛泽东电与向全国通电同时发表。
一呼百应！
一时间，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纷纷通电响应。
北来南往，“五一口号”在海内外引起轰动。
5月2日，中共中央电示上海局，明确指出：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商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同时还强调：必须由参加会议的每一个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周恩来开出29人名单：“拟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史良、邓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马叙伦、章乃器、张炯伯、陈嘉庚、简玉阶、施复亮、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荪、许德珩、吴晗、曾昭抡、符定一、雷洁琼及其他民主人士前来解放区参加协商。”
5月7日，中共中央又电示华南分局，布置筹备政协会议。
1948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复电香港李济深等12人并转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人士。电文提出，为了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有共同协商的必要，电文还就政协会议的组织事项征求意见。
同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上海局、香港分局并告吴克坚、潘汉年电：中央将于新华社广播各民主党派来电及毛主席复电，要求这次应正式向民主党派征询意见，并将征询推广到上海、南洋的民主人士中，欢迎他们来解放区商谈和进行准备工作。
身居西柏坡的周恩来，似乎摸到远方人们的心绪，电文指示：“与李济深、冯玉祥、章伯钧、谭平山及其他中间派反蒋分子保持密切联系，尊重他们，多对他们做诚恳的解释工作；争取他们，不使他们跑入美帝国主义圈套里去。是为至要。”
周恩来当即着手新政协的准备工作。
